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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老师，当然要从年幼时的启蒙老师说起了。《周易》“蒙”卦的整体卦象为：上为艮，如同山;下为坎，如同泉。故而言之：“山下出泉，蒙。”这就是蒙学一词的来源。启蒙教育好比个人精神领地的源头，滋养毕生。对我和同学们而言，影响最深的启蒙老师当属柯维江。

柯老师来自江西玉山县。这是个闻名遐迩的“博士县”，人文底蕴深厚。南宋时，该县怀玉书院与同属信州的鹅湖书院驰名江右，影响甚广。恰巧，柯老师与我中学老师严汉杰均为玉山同乡。受家庭成份牵连的柯老师，大专毕业后“下放”异地农村。他的受挫却成就了当年一个大队(现为村)小学的幸运。他个头不高，鼻挺眉浓，目光深致，说话铿锵有力。他教了我多年的课。尽管他主要是上语文课，但经常穿插育人的内容，实为历史、地理、思政和自然课的综合讲堂。如果有“素质教育”之说的话，他可以是开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先河。那时，教材往往要开学后一段时间才能发放到农村地区。于是他常常自选名篇佳作，抄在黑板上先行先讲。主要内容有：有名家名作，如鲁迅的《自题小像》、《故乡》，还有诸如写红松的散文等;有领袖人物故事，如“一张便条”的故事等。“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这一称谓，就是那时记住的。还有鲁迅、高尔基等名人故事，中外历史如巴黎公社的故事，以及雷锋、王杰、欧阳海、金训华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他丰富多彩的讲授把我们的视界从偏僻的乡村引向了辽阔的世界。

柯老师的为人、为教就像他的板书一样一丝不苟，严谨规范。当时学校课间操由老师们轮流带领大家一起做。每逢他出场的时候，同学们都受其感召做得特别认真到位。因他的动作就像广播操示意图一样规范。他的普通话，在当地、在当时被奉为“国标”，至今仍时常萦耳。虽然他外表严肃，但却很有亲和力。在我们眼里，他博学有见识。师生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乐意向他请教。他是位好学之人。他的房间窗户，对着操场。每当我们途径他的窗前，时常看到他在伏案学习。他退休后兼任乡关工委工作时，走到哪还是手不释卷。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和期后，我就曾寄些书刊给他助兴。

他是注重知行合一的良师。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劳动课，柯老师总是身体力行，和我们种豆种麦，扛水抬粪。那时，连校园周边空地都种上了蓖麻。每年秋收后，是师生们开心的时候。篮球、兵乓球，球拍、粉笔擦等文体与教学用品、用具，以及墙壁上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都更换一新。后来，新建校舍，他又带领师生们参与各项帮辅劳动。如采石、打石子、搬运砖瓦等。劳动不仅锻炼了身体，培养了集体观念，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农民、对父老乡亲的敬爱。当年农村四季的农活，恐怕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农业劳动。我有幸常常参与了田间的插秧、耘田、锄草、割稻子、堆稻草等各项农活以及“支农”劳动。每年夏季都晒得黝黑，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真谛，让我受益毕生。对这不仅让我们体会到了稼穑之艰难，还加深了对劳动果实的珍惜以及对土地的眷恋。如今每当看到人们糟蹋粮食与物资总有一种切肤之痛。当年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校文艺宣传队每年都配合时政宣传入村演出。柯老师自然是幕后的策划与撰稿人。记得有一年全公社小学元旦汇演。我校文宣队出奇兵，凭借匠心独运的《丰收舞》，一惊四座而夺魁。此后，社中心小学都要让三分。

令人难忘的还有拉练行军。从附近的远至邻县境内的云山、尖山、马基山，方圆十多公里的山颠，几乎都留下了我们师生跋涉攀登的足迹。在柯老师的指导和安排下，同学们的作文也从社会实践中找到了素材与源泉。年幼时的这种熏染犹如“基因”培植，作为参与见证者弥足珍贵。由于他的主导作用，学校还办起了初中班。这在当年乃至如今都实为罕见。在读初一时，公社中学和与我校搞竞赛活动。一次，他们校领导带队，到我校开展观摩教学活动，欢迎的锣鼓与鞭炮声于今仍清晰可闻。我转学后不久，由于柯老师能力出众和业绩突出被调任公社中学负责人。

虽然时光荏苒、岁月匆匆，柯老师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却越发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小学同学中，他亲自栽植出了一位大校军官、三位教授、三位博士……郑板桥诗言：“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万龙孙绕凤池。”柯老师无疑就是精心呵护嫩芽的老干。有时我想，若不是受诸如柯老师等诸公的影响，或许就不会养成放眼世界的思维习惯，或许就不会至今难弃根植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甚至是完美化生活态度的“基因”，更遑论人文偏好了。我的家乡名为流芳，柯老师想必也会和那片土地一样长久地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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