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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书上是这样说的：习惯化是最简单的学习行为，它并不是学到了什么，反而是丢失了什么。

有的人有病，骨瘦如柴，气若游丝，很可怕，让人怜悯，只要对症下药，是能治愈的。但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病，不仔细观察、思考，难以发现。这种病，是思想上的病，病在骨子里。这种病的特征是：人云亦云，靠习惯去思维，将思维习惯化。一旦得上这种病，轻者思想僵化，大脑变成接受的容器，因循守旧;重者，它让人的情感淡漠，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变得麻木，保守，甚至反动。有意思的是，一旦想治这种骨子里有病的人，大多都反而被它给治了。

这就是习惯化。外国有个叫乔尔丹诺·布鲁洛的人，就因为坚持自己的天文学、哲学见解，被罗马教廷看作“异端分子”，遭人唾骂，被看作病人。束缚了人们几千年的“地球中心”被他打碎了，“上帝造人”就成了骗人的把戏，这还得了?真是个疯子!教会不会宽容他，虔诚的教民更不会原谅他。因此，他在得到真理的同时，也被判处火刑而被烧死了。

这人不仅是疯子，“傻子”，还病得很重吧。在布鲁罗前面有一个哥白尼，因为清楚新的观念会带来什么，会改变什么，但慑于教会的强大，直到病重后才出版《天体运行论》。这不就是个“良好”的示范吗?

中国也不缺乏这样的“疯子”“傻子”，病得很重的人。屈原就算一个。他偏偏要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结果呢?不仅同僚排挤，连楚王也觉得他有病，一贬再贬，最后还不是只得自投汨罗。

但是，在中国，也不缺这么“良好”的“值得学习者”。施耐庵改《水浒》结尾，让108位好汉接受朝廷诏安，不都皆大欢喜么?否则，朱皇帝断然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如此看来，顺大流才不是疯子、傻子，才是正常人，而且还是聪明人。可是，真理却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掌握在那些被正常人骂为“疯子”“傻子”，被视为“有病”的人手里。

历史练习册上写得明明白白：若将光绪时的改革提前到道光时，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进程就会提早二十年。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洋务运动在蹉跎了二十年后才开始呢?当然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的还是统治者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念，道貌岸然地坚持。其实，是因为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其结果，是被动挨打，割地求和。

改革开放的初期，发展个体经营，发展私有经济，让部分人富起来，不是也让很多人如临大敌么?这样做还是社会主义吗?幸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定力，有担当，一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擦亮了群众的眼睛，因此，才有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

学习中，这种现象更普遍。因为求同，因为怕被视为异端，许多同学不愿积极地去打破常态，向着更好方向去发展，而是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老师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多好啊，省心!我可能就算一个异类了，记历史、道法，即使不累我也会站起来，因为我觉得可以让自己集中精神，效果好。但是，什么爱表现啊，装清高啊，诸如此类的话不绝于耳。可是，为什么总有人背书时宁肯坐着瞌睡也不站起来呢?我发现，或许我也“病”了。像这样的病，我还很多，像思考问题我喜欢一想到底，“爱钻牛角尖”;像回答问题，我常常爱说得与众不同，“思维发岔”……唉!

枪打出头鸟，这是古训。假若马云也遵从古训，恐怕就没有今天的阿里巴巴这个庞大的金融帝国;假若任正非也像柳传志们安分守己，恐怕就没有今天的华为手机和5G;假若……这样一路假若下去，真不敢想象，让我感到害怕。

不怕做出头鸟的人们啊，打破常规，用“左手写字”或“水中种瓜”，可能要忍受众人的异样的目光，甚至被斥之为“疯子”“傻子”，视为有病，但正是有了你们，才有不断的创新，社会才有了不断的进步。敢做出头鸟，即使是在班门前弄斧，也比故步自封、无法提高好得多。

习惯化、习惯化，真是太可怕了。

有“病”的人是幸运的，而斥责“有病”的正常的人则是可悲的，让别人变成所谓正常人的人则是可恨的，而不怕有“病”奋起抗争的人则是可歌可泣的!

到底谁病了，其实是大家揣着明白装糊涂。

治“病”的医生们，你们又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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