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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鲁国人左丘明用鲁国纪年的方式讲述各国发生的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收集的左传读书笔记摘抄笔记，欢迎大家阅读!　 　 　

　　左传读书笔记摘抄笔记

　　【春秋】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隐公三年，左传的记载很多，一条条读下来。

　　【左传】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三月壬戌，周平王驾崩了。周平王实际是壬戌日驾崩的，但《春秋》写庚戌日驾崩，是在告诉诸侯的时候故意提前日期，以催促诸侯赶紧去奔丧。算了一下，庚戌日比壬戌日早了十二天。

　　周平王死前的二月己巳日，还发生了天象奇观：日食。算了一下，日食这一天，离周平王死还有五十三天。

　　【左传】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周平王死后的二十九天，君氏也死了。君氏是谁?隐公的生母声子。声子死了，不通知诸侯，不反哭(君主在墓前哭了一次，回到办事的正殿里再哭一次，叫反哭于寝)，不附祭(把死者的灵位放到其丈夫的祖母的灵位那里一起祭祀叫做祔于姑)，所以《春秋》不说薨(薨的三个必要条件：赴于诸侯，反哭于寝，祔于姑)。

　　又因为声子不是(惠公的)正室，所以不写她什么时候葬，也不写她的姓。

　　但至少她的儿子姬息现在是代理国君，所以跟别的妾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叫“君氏”吧，意思是君主家的人。

　　隐公二年和三年，姬允和姬息的生母先后去世，对比一下两人身后的待遇，隐公时刻不敢相忘自己的代理身份呢，真是个谦逊忠厚的人。

　　【左传】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先后都成为周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在周天子朝中执政的卿，相当于天子的管家)。周平王又想让虢公也来做卿士，郑庄公就心有怨恨，周平王说：“没有这样的事。”

　　周朝和郑国就相互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周朝做人质。周平王死了以后，周人就准备把政权交给了虢公。

　　四月，郑国的祭足(就是那个祭仲)带领军队割取了温这个地方(周天子领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周天子都城)附近的麦子。周朝和郑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乱套了，郑庄公寤生开始公开和周天子叫板了。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这从隐公元年，郑卫交兵的时候，郑国调动周天子的军队和虢国军队，后来又征调邾国军队可以看出。卿士的好处之多，权力之大，使得寤生不愿与人分享。而对于寤生的专权，平王也是不满的，于是有了分权于虢公的想法。

　　天子要想让谁来做自己的卿士，是天子自己的事，可是寤生居然怨王，而王也不敢得罪他，说没有这回事。这至少反映了三条信息。

　　一。寤生很强势。

　　这很好理解，周平王能够顺利东迁，郑武公出了很大的力。而郑庄公，顺利接过了武公的枪。郑国，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郑庄公和弟弟打架，可以轻易调动二百辆战车(整整六个师的兵力啊)，可见其实力之强。

　　二。周朝走下坡路了。

　　周自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与之对应的是周王的境况是每况愈下。朝中大事不得不依靠郑伯，虢公等卿士来执行。这些卿士都有自己的领国，实力和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不大乐意乖乖听话了。

　　三。郑伯有奸细安插在周平王左右。

　　平王欲分权于虢公，应该是个机密，平王并不会把这样的想法告诉郑庄公，而庄公还是得到了消息，并跑去质问平王。平王出于心虚和无奈而回答：没有这回事。可以看出，庄公安插了能够探到机密的人物在平王左右。

　　然而，即便如此，主臣双方还是无法取得互相信任。于是就发生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天子和诸侯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就能够保证双方的诚意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平王一死，周人就准备把卿士的权利交给了虢公。那怎么办?把王子狐干掉?不太合适，公子忽还在周呢。就这么算了?显然也不符合庄公的性格。怎么办呢?

　　庄公要报复(或警告)。庄公派祭仲带着军队，把周天子领地四周的麦子都给收割了。敢让我下岗，我饿死你们!

　　这里说一下，四月之麦，七月之禾(八月之前之秋)，都是没成熟的麦子，庄公此举，不是说自己饿急了抢天子的粮食吃，而纯粹是报复(或警告)，我要糟蹋你们的粮食，不让你们吃。

　　左传读书笔记

　　春秋是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周王室衰退，诸侯国势力膨胀。因为动乱，国家间时时会有被吞并的危险，这就促使各诸侯国在结合自身地理位置、民众特点等基础上励精图治，强壮自己，因此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和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华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是一次文化革命。

　　站在周礼的角度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主的忠诚似乎高于对家人的关爱，这在《石碏谏宠州吁》中可以看见，石碏杀了骄奢淫逸害死桓公而自立的州吁，还杀了自己的儿子石厚，因为他与州吁同党作乱。如果石碏自己从小倾心教导儿子要追随明君，石厚或许不会与州吁一同作乱，既然有自己的过失，又为何全部加在儿子身上?为忠于卫桓公稳定国内秩序而大义灭亲，这从人道主义上讲真太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大义灭亲又好像随处可见。曾听人讲发生在家乡浩劫时期的真实故事，一个女教师的儿子被人打成右派，很多人在街上游行反对他，他母亲也就是这个女教师也在游行队伍中，因为她是政府的职员，如果不跟着打她的儿子，她的工作也会没的，所以她不得不在队伍中高喊“打到某某某(她儿子名字)”，亲情在某个时候竟如此淡薄。但也有不同于石碏的“忠”“贞”的代表——荀息，他是另一个诸葛亮，为晋献公倾尽心力，最后自杀而死。

　　春秋时虽然礼崩乐坏，但各国仍强调等级，不仅要向周天子交贡赋，还要将国内发生之事上报。在《王以诸侯伐郑》中郑庄公与周桓王打战，周桓王肩膀受伤，当臣子请求追逐周桓王时，郑伯说“君子不欲多上人，何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损，多矣”。这说明他仍有分封等级的观念，即使自己强大了，也不敢明着推翻周天子的统治，而是首求自保。

　　历朝历代中都有女人通过获得君主宠爱改变自己不是嫡子的儿子的命运，使之登上宝座。《左传》中有典型的一例：《晋骊姬之乱》，从“乱”字中可以看出，讲述者是站在千古之制的基础上，认为骊姬乱政、祸政，但我认为这可以看成古代女权意识的萌发，即使骊姬是让她儿子当国君而非自己，但至少她懂得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政治面貌，所以应叫“女人改政”。可惜在以后的朝代里，女性的主体意识一直被压制，男权社会使得这种意识不能茁壮成长。

　　读《左传》，我才真正深刻感受到一句话“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神降于莘》里，虢公想通过对神的祭祀得到土地，内史批评说不听于民而听信与神是亡国之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勿信神。强调以民为本、爱民的，还有《秦输栗于晋》等。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统治者尽管提出“民为邦本”，但只是讲要重视百姓，因为他们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力，而农业又是统治的根基。古代的民本思想并没说百姓为国家的主人、民为国主。这就和现代的有本质区别。

　　另外，春秋的诸侯国们经常打着仁德的口号与其他国家打战，因此《左传》中有一些战争篇目，涉及战争场面、作战人员的计谋，如《曹刿论战》《晋侯及楚人战于城濮》，还有为维护国家主权产生的优秀外交辞令也是春秋灿烂文化的一部分。

　　各种宫廷政变，政权的更迭，春秋处于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大繁荣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左传》不仅有史学价值，更有文化价值，今天的人应多从这里得到更多民族文化的精华。

　　春秋左传读书笔记

　　左传记录了一些诸侯国的灭亡，春秋一般是不记的。最初，“有神降于有莘氏，有莘氏悉听决之”，某某曰“神者，纯善者也，有莘氏悉听决之，有莘氏必亡”，“后有莘氏果亡”。有莘氏有点像战国时期的燕王子之，在已经进入列国兼并的时代，子之想学尧舜禅让，差点酿成亡国巨祸，有莘氏的灭亡也是让人暇想的。

　　春秋记朦瞍国亡，朦膄是最后一个戎狄人的国家，民族之间倾轧也开始了。周人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概念，大致是指具有城邦文明的国家，这还不提及殷周世系的差异，殷民族是被视为“东夷人”的，非“中国”的概念。邾子朝鲁侯，鲁侯不礼，“鄙邾蛮夷也，是以不礼”，这是左传对孔子的“春秋笔法”大加注释的地方。

　　齐桓公尚未会盟称伯时，胡与周人盟，已经感觉到了兼并的形势，后郑武公取胡，记在《韩非子》里，春秋左传皆不语。楚武王趁东夷人皆怨郑时，伐郑复封胡国，史学家皆以为有两个胡国，应当是同一个胡国，从此促成了楚的江汉霸主地位。胡也是东夷，考据胡城在阜阳，宋郑交界之处，国力尚可观，兵车五百乘助楚。

　　殷商灭亡之后，周人分治殷民，封殖诸侯，原先殷所封国逐次灭亡，春秋左传也未详记。秦楚都是殷人后裔，没有正式编制待遇，凭借军政兼并而崛起。晋国与戎人盟：“尔四岳之后也”。四岳的后代是戎狄人，语言风俗不与中国同，在晋国得了一块贫瘠土地，似乎是以打造战车为主要谋生手段。

　　赵氏以造父为周穆王御平定徐偃王，得封赵城。后来为晋文公舅追随有功，赵氏便主掌晋国政事，几乎为六卿之首。赵盾避邯郸午之乱遁走卫国，孔子书云“赵盾弑其君”。赵盾这个首相顶了这个黑锅，为后来“赵氏孤儿”，几乎族灭的惨剧埋下了祸患。初，“赵文子似偷，赵文子曰人生孰能无偷”，某某曰“礼为义经，赵氏其殆矣”，赵文子似乎就已经为赵氏危亡种下了祸根。

　　中国与夷狄的争辨自齐桓“尊王攘夷”开始，老聃追随王子朝叛乱十余年，后来都不知去向，子朝本是翟女所生，看来他们对这“种族优越论”并不是很感兴趣。吴楚争霸时动用的兵力似是春秋时代最大规模，而越王强大时三万便横行中国，看来所谓“春秋义战”规模不过如此，大家都在发展城市化的新文明，不是战国时灭绝性的战争。自此春秋时代落幕，《东周列国志》这类小说写得更为详细。

　　《左传》读书笔记

　　一日晚，我在整理家中的书橱，偶然翻到一本自己以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在地上翻看了起来，读到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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