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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可以是积极的，其实与其将它叫作“丧”，我更愿意将它称为暂时的停歇。

　　时代在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快节奏的生活似乎从不留给人们停顿喘息的机会。在如此高压下，被潮流裹挟而走的芸芸大众，总是鞭策自己努力追赶上时代的步伐。他们将积极进取奉为圭臬，而将追赶路上偶尔产生的丧气无力之感贬斥为“丧”。有人认为“丧”是颓废，是无所作为，是对于时间的虚掷，是对于生命的空耗。年轻人，就该每天都精神蓬勃，丧气只会引人堕落。然而在我看来，“丧”未必全然就是消极的。提及“丧”便让我联想到了“魏晋风度”。在东汉末年，朝廷内部外戚与宦官轮流掌权，导致风气每况愈下，而后期的党锢之祸和随之而来的三国时代则是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对战乱的恐惧、对社会的失望致使一些忧时伤世的文人撰文予以批判，而朝廷则采用“九品中正制”开始对士子进行诱惑。在重压下，文人只能借酒消愁，以致后

　　00来常常终日酣醉。除饮酒外，服药与清谈也在当时盛行，照今天的说法，他们真是“丧”到家了。而且在名士的影响下，人们便将这些习惯当成了“名士风度”来效仿，饮酒无度，服药成瘾，以高尚的名义过着颓靡的生活。如此愚蠢地模仿名士表面的“丧”，其结果也是意料之内一到了南朝，已难以找出能匡扶国家的栋梁之材了。

　　盲目长久的“丧”能将人甚至国领向灭亡。可实际上，众人对于魏晋名士的效仿，真可谓东施效颦。人们只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效仿其表面行为，根本不懂得名士们内心的痛苦与哀伤。饮酒、服药确是丧气的行为，可他们的内心始终炽热激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不拘礼法、向往自由，蔑视投靠司马氏的其他人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充分表明自己不愿做一个被地位权势所诱惑而失去自我的无用官的坚决态度。这篇文章也成了嵇康之死的一个重要缘由，他不是不清楚执笔写下这篇文章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是为了自我想法的坚持与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他毅然选择面对死亡。行为上的丧气只是他表达不满的方式，而非真的颓靡不振。因此，使人堕落的“丧”是指精神的消亡、失去自我思想的坚持、盲目地适应社会、为享乐而活。

　　“丧”可以是积极的，其实与其将它叫作“丧”，我更愿意将它称为暂时的停歇。正是在这种短暂的停歇下，人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与初衷，重新唤醒自己的灵魂与良知，得以找回孟子所谓的“放心”。可现代人却将这样的停歇，一概斥之为“丧”，这是多么短视且愚蠢啊。积极进取就一定是人间正道，就必然是道德之至言?为了蝇头微利，整日耽溺于觥筹交错;为了蜗角虚名，终身忙碌于摧眉折腰;每当夜深人静，方从灯红酒绿中抽身而回，这些人真的还能记起曾经的自我?抑或曾经的自我，本就是一台被本能的欲望所驱使、被社会的潮流所开动的机器?那些不断进取却依旧填不满欲壑的人，就真的不“丧”吗?有人认为陶渊明归园田居的行为是对于官员职责的逃避，是一种丧气，因为能人贤士就该为国效力。其实不然，在只有扭曲自己的本性、与世同醉、与世同浊才能为官的社会里，能够清醒而守住生命的一份清高是多么珍贵而难得的选择。他只是在迷茫中停歇，从而发现自己内心所真正追求的，田园生活哪怕食不果腹，但对于“性本爱自然”的他来说，是比官场更好的选择。因为“丧”，陶渊明得以保全了生命的纯净本质。

　　“丧”可以是在疲于快节奏社会压迫后的短暂停歇，从而获得更积极的心态，选择更适从的生活;也可以是在重压下迷失自我，失去对自我的坚持，在糜烂的生活中虚度时光，在自己短暂的人生中写下“碌碌无为，终无所成”的评语。对于“丧”，绝不可以一概嗤之以鼻。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孔子也曾为“丧”留下了余地。真我若在，无所谓丧;真我若亡，何处非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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